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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灣遺址2001年考古搶救發掘主要收穫

(一)  概述

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委託，中港考古研究室和大地考古公司於2001年在大嶼山竹篙灣遺址作考古發掘。這次發掘的任務是在遺址範圍內作最後一次搶救性發掘，以期在迪斯尼樂園工程開始前盡可能多地獲得竹篙灣遺址的考古資料。此次發掘工作分為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為田野工作，由中港考古研究室承擔，時間為 2001年3月至6月及10月至11月。第三個階段為整理研究，由大地考古公司承擔，時間為2002年 2月至5月。考古人員共鑽探孔三十三個，發掘探方十六個，發掘總面積約二百四十平方米。通過調查和發掘，考古人員共發現明清至近代的建築遺蹟九處，清代墓葬兩座以及可能是祭壇的圓形石堆一處。這些遺蹟的發現，尤其是明代階梯平臺和高等級房屋遺蹟的發現，為了解竹篙灣遺址的性質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另外，此次發掘和整理研究也將竹篙灣遺址明代遺存的絕對年代由明代中期重新定為明早期至中期。

(二)  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

竹篙灣位於大嶼山東北部。竹篙灣遺址瀕臨海灣的東側，主要分佈於一條河流入海口的兩岸。遺址的南、北、東三面都為山岭，山岭上有較茂盛的植被，山谷間有若干溪流 。竹篙灣遺址周圍的山岭表層多覆蓋著更新世的坡積與洪積物，主要成份為粉砂土及粗細不一的礫石。遺址所在的河岸地帶主要為全新世的河流沖積物，主要成份為沙和含沙的粉砂土。

竹篙灣遺址及周邊的地貌在過去五十年間有了很大的改變。遺址西南部現在為發電廠，西北方海岸一線已被填為造船廠的平 。相比之下，這一地區在五十年前基本不見人工建築。竹篙灣遺址所在的大嶼山至遲於清代已見於史書記載，又名大奚山、萬山或魯萬山 ⁽¹⁾。自漢代以來，廣州逐漸成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 ⁽²⁾ 。竹篙灣遺址位於珠江口出海航道上，又是地形良好的避風港灣。因此，竹篙灣成為自廣州港至東南亞和北非等多條航線的必經之地 ⁽³⁾。在明代，景德鎮青花瓷曾外銷至亞洲、非洲和歐洲三十多個國家，受到世界各地歡迎 ⁽⁴⁾。景德鎮的外銷瓷多經廣州港出海，然後經竹篙灣運往東南亞及北非各地 ⁽⁵⁾。另外，根據歷史記載，明代大嶼山一帶有朝廷的軍事駐防 ⁽⁶⁾ 。

(三)  竹篙灣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竹篙灣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到1975年，緣於一次偶然的機會 ⁽⁷⁾ 。之後，香港考古學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分別於1986、1990及1992年對遺址進行了發掘 ⁽⁸⁾。

中港考古研究室於1997年開始對以上三次發掘出土的青花瓷碎片做了分類和拼對整理，並修復了部分可復原器物。據初步統計，上述發掘共出土了可復原青花瓷器物500餘件，碎片20,000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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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B.A.V. Peacock推測竹篙灣遺址出土青花瓷為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外銷貨物，是運輸船隻在竹篙灣作短暫停留時遺棄的⁽⁹⁾ 。

1987–1992年，林業強先生對竹篙灣遺址出土的青花瓷做了較為細致的年代學研究，並將竹篙灣青花瓷與江西景德鎮青花瓷做對比研究，推斷竹篙灣青花瓷主要來自景德鎮民窯，年代為十五至十六世紀 ^{(10) ､ (11)}。

1991年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竹篙灣出土文物專題展覽 --《陶瓷之路》。除此之外，竹篙灣青花瓷幾乎出現在所有與本港歷史文物有關的展覽中。簡要列舉如下：

1989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地區五代至清代的考古發現》；
1996年市政局《海上絲綢之路》；
1997年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文物六千年展覽》；
1997年古物古蹟辦事處陳列於《文物與教育》國際討論會；
1998年古物古蹟辦事處《一脈相承，香港與南中國的文物》；
2000年城市大學《香港文物，六千年歷史》。
2003车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

竹篙灣青花瓷還在以下地點永久陳列：

香港國際機場貴賓室文物展櫃；
香港國際機場文化展；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中電竹篙灣廠。

(四)  工作課題與發掘過程

根據已有的發掘和研究成果，竹篙灣遺址的再一次發掘應著眼於兩個重要課題。第一，竹篙灣遺址出土了一定數量的新石器時期的遺物，但以往的發掘未找到這些新石器遺物的原生堆積層位。第二，竹篙灣遺址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明代青花瓷片，但以往的發掘未找到任何同時期的考古遺蹟。所以，竹篙灣遺址2001年考古發掘應盡力尋找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堆積以及明代的建築遺蹟。為了尋找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堆積，考古人員首先在竹篙灣遺址河流的南側緩坡地帶鑽探孔了解這一帶的地層堆積並在山坡上部作了地面踏查。但調查結果不盡如人意。山坡上部僅見零星清至近代的釉陶碎片但未見任何早期的陶片或明確的文化堆積。根據鑽探資料，山坡下部及河岸地帶的堆積都為淤土、河流沖積物或經擾動的次生堆積。

探方發掘集中於河流北岸。因為北岸的大部分地點已經被發掘，此次發掘的探方分佈局限於幾小片未經發掘的地點。另外，此次田野工作還沿河流兩岸向東延伸，直至東部的山腳地帶。為了便於介紹發掘成果，現將河流北岸的發掘地點分為兩個區。一個為遺址西側的“海邊區”，亦即1986年和 1992年的發掘區。另一個為“河谷區”，從舊發掘區的東部邊緣直到東部山腳下。此次田野工作所發現的考古遺蹟主要分佈於這兩個區域。除了這兩個發掘區外，此次田野工作還在遺址東南面的山頂上發現了兩座清代墓葬和一處暫未定性和斷代的圓形石堆。此處山頂定名為“山頂區”。

除了正式發掘探方之外，還標出了四個“電纜坑”的位置。這些電纜坑所在地點的文化堆積已在第一次埋電纜時遭到破壞。在此次發掘工作進行時，有關部門為了尋找原來的電纜線路，重新挖開了幾個坑，這些坑中或多或少出土了一些青花瓷等文化遺物。考古人員僅將這些遺物按電纜坑號登記，作為採集文物處理。

1.  海邊區的發掘

護坡石堤及階梯形平臺是相互關聯的兩處遺蹟。護坡石堤現存約9米，約為東西向，沿上層平臺的邊緣修建。石堤的材料為灰色的礫岩和紅色的砂岩，部分石堤特意用灰、紅兩色岩石相間修成。上下兩級平臺都為黃色土鋪墊於沙灘上，因沙丘起伏不平，較低處還用石塊墊高，以保持黃土面的水平。石堤和平臺都是部分殘存。原始的平臺分佈該遍及河道的北岸，面積在數百平方米。根據石堤上下層位的包含物判斷，石堤及平臺的年代為明代中期，與大量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同時。

另外還發現石灶兩個和六處房屋遺蹟年代大致從明代至近代(早於1950年)。這些房屋遺蹟包括清至近代的石牆房屋兩座，近代的單間沙磚屋兩座以及於河谷北面山坡上的近代鋪地磚房屋一座。

2 .  河谷區的發掘

這些建築遺蹟中最具歷史文化價值的是一座多間石牆瓦頂磚地面的房屋，屋後還附有一條以砂漿鋪底的排水渠，專為排導屋後山坡的滲水，現存30餘米，仍具有良好的排水功能。此建築的年代約跨越明、清兩個時期。可以明確斷為明代的遺存主要為瓦和鋪地磚。其中瓦又包括紅色的布紋板瓦，黃色的板瓦和筒瓦，與筒瓦相接的花葉紋圓形瓦當以及與板瓦相接的花瓣形滴水。此建築的年代下限約在清代道光至咸豐年間(十九世紀中期)。排水渠和石牆表面皆塗抹砂漿，而同樣建築材料和工藝見於河谷南面山坡上兩座墓葬，分別修建於清道光十九年 (1839)和咸豐年間(1851–1861)。

3.  山頂區的調查

兩座大型墓葬皆位於遺址南部山坡上，一座為林氏清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墓，一座為鐘氏清朝咸豐年( 1951-1861)遷葬墓 。兩座墓葬的墓上部分都以磚石為骨，表面塗抹砂漿並部分塗朱，現仍保存完好。

石祭壇緊鄰道光十九年墓，在墓後山頂的一塊小平地上。祭壇中心位置是一塊直徑約1.5米、高1.8米的長圓石(中間有裂縫)，周圍有大小石塊若干，形成一個不規整的圓圈。因為沒有發現可以定年的層位及與祭祀有關的遺物，祭壇的性質與年代有待進一步確定。

(五)  遺物

2001年發掘出土遺物中包括新石器時期的繩紋夾砂陶，漢代的印紋硬陶，唐宋時期的窯具，唐宋時期青瓷，明代青瓷、明代的青花瓷，以及明清時期的板瓦、筒瓦、圓形瓦當、花瓣形滴水和鋪地磚。

新石器時期繩紋夾砂陶片多出自遺址西部海灘沙層下面的礫石層，沒有其它遺蹟遺物或動植物遺存伴出。根據地層堆積的特點，包含這些夾砂陶片的層位並非原生文化層。

漢代印紋硬陶發現在明清文化層中，顯然是後代擾動的結果。

窯具大多發現於沙層中，主要種類為細長而不規則的支墊，年代約為唐代，或可晚至宋代。發現大量窯具的地點因為上面有明代護坡石堤而未能清理，尚不知附近是否有窯爐遺蹟。

明代青花瓷主要是碗、盤等餐具，可辨認器形計有大碗，中碗，大盤，中盤 ，小盤。其它還有少量的盃、罐和器蓋等。器物腹部或底部繪有人物、龍、鳳、孔雀、獅等圖紋，以及山水、花草等數十種圖案。這些青花瓷大多數胎質細膩精白，釉厚而平滑，透明度高，藍色紋飾清晰艷麗，部分器物當是檔次較高的精品。

(六)  竹篙灣遺址各時期堆積的性質

綜合至今發現的所有遺蹟遺物並參考歷史文獻和考古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暸解竹篙灣遺址各個時期的文化堆積的形成原因和 歷史特徵。

1.  雖然尚未找到新石器時期遺存的原生地層，但是可以確定，竹篙灣遺址是香港地區較早的人類活動地點之一。竹篙灣所在的大嶼山、大嶼山附近的離島以及新界西岸，是香港地區新石器時期遺址分佈最為密集的地帶。這些遺址都處於濱海的生態環境中，又都位於珠江口出海航道上或航道附近，形成了一個以水路交通為紐帶的文化聚落圈，而竹篙灣遺址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2.  進入歷史時期後，竹篙灣遺址的人類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漢代的聚落性質尚未明暸，但唐宋時期的竹篙灣應是香港地區陶瓷燒製工業的一個重要地點。

3.  明代至清代初期是竹篙灣遺址人類活動的高峰期。這些活動包括中外海上貿易交通的中轉，經營景德鎮及其它地點的外銷青花瓷，也很有可能包括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軍事防衛。

自漢代以來，廣州逐漸成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竹篙灣遺址位於珠江口出海航道上，又是地形良好的避風港灣。因此，竹篙灣成為自廣州港至東南亞和北非等多條航線的必經之地。

在明代，景德鎮青花瓷曾外銷至亞洲、非洲和歐洲三十多個國家，受到世界各地歡迎。但是因為青花原料稀少，價格昂貴，青花瓷產量不多，以至普通百姓禁用青花。

景德鎮的外銷瓷多經廣州港出海，然後經竹篙灣運往東南亞及北非各地。竹篙灣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景德鎮外銷青花瓷，大多為仿官窯的民窯產品，說明竹篙灣在景德鎮青花瓷外銷過程中的地位非常。

更為重要的是遺址中發現了使用圓形瓦當建築，這些建築根據用瓦當制度，以及明代大嶼山一帶有朝廷的軍事駐防的記載，有可能是負責管理海上貿易或海防之用的官府設置。

(七)  竹篙灣遺址的歷史文化意義

1.  竹篙灣出土明代景德鎮仿官窯青花瓷數量之多、質量之精、種類之豐富，為中國大陸之外的地區所僅見。

2.  竹篙灣發現明清時期有瓦當、滴水及排水設施的建築屬於官衙寺院一類較高等級建築，在香港是首次發現。

3.  竹篙灣考古發現是研究香港歷史珍貴的實物史料，也是研究中國外銷陶瓷史實物史料的重要補充。

4.  竹篙灣遺址研究可以發展成為本港歷史研究的專門學問。這個專門學問除了歷史、考古、文物以外，還包括建築史、藝術史、商業史、航運史、海防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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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76頁引清代盧坤輯《廣東海防匯覽•卷三• 輿地二》，“大奚山，一名大嶼山，......孤懸海外，為夷船必經之所＂；36–37頁引清代王錫祺《小方壺輿地叢鈔•十三• 第十一佚》轉引楊炳南《海籙•一》，“萬山，一名魯萬山，廣州外海島嶼也，......東山在新安縣東，......凡南洋海船，俱由此出口，故記海國自萬山始＂。

(2) 李穗梅：〈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南海海交史研究的綜述〉，《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二千年》(廣州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與香港市政局，香港，1996年)，頁34。

(3)  同注(1)，77頁引清代盧坤輯：《廣東海防匯覽•卷三•輿地二》，“蓋番舶可直達澳門，而由澳門至省(廣東)，則水淺不能行，必須由大嶼山，經南頭，直入虎頭門，以抵於珠江，此南頭所以為全廣門戶也＂。

(4)  有關海外青花瓷發現地點青花外銷規模，見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余家棟：《江西陶瓷史》(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5)  明代廣州長堤是外國商社雲集之地，又稱十三行。無數的景德鎮瓷器就是這些商社從江西採購而運輸來此。其路線是：從景德鎮啟程，朔贛江而上，經江西的清江，吉安而到贛洲，然後越過大庾嶺，到達廣東南雄，順北江而下，經韶關，英德，最後到廣州。參見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頁33。

(6)  同注 (1)，頁52，55 - 56，76。

(7)  James Hayes: Archaeological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 JHKAS Vol.XI (1984-1985), pp.95-97.

(8)  William Meacham: A Ming Trading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 JHKAS Vol.XIII  (1986-88), pp.100-115

(9).  同注 (7).

(10)  Peter Y. K. Lam, Late 15th To Early 16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Penny’s Bay. JHKAS Vol.XII  (1986 – 88), pp.146-161.

(11)  Peter Y. K. Lam, 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 – An Addendum. JHKAS Vol.XIII  (1989 – 1992) pp.79-90.